如今许多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，而企业的生存不仅对国家的税收，地方的财政有很大影响，也关系着员工的就业问题和基本的生活需求。所以说，企业能否生存和健康地发展，是经济问题，也是不容小视的社会问题。

多年前，以柳传志为代表的一部分有识企业家，曾提出过希望通过降税来给企业减负，拿这笔钱用来增加职工收入。然而几年前，规范企业的最低薪酬标准的政策出台时，一件本来对企业和职工都有利的好事，在具体执行时却变了味儿。在电视新闻中看到，一些地方在规定职工薪酬上浮标准的同时，也对企业的税收进行的了上调。双重的支出压力导致一些企业不堪重负。

如何给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，对实现经济软着陆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，都具有重大的意义，也是各级政府部门迫在眉睫的任务。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曾经建议，将企业养老保险费率从20%降到10%，同时划拨资产弥补降费造成的基金缺口。从社保缴费方面，帮助企业跨过这个坎，不失为一个建设性的提议。

然而此言一出， 随即有人指出在目前养老金支出已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，降一个点都非常困难，姚余栋的提议有“脑洞大开”之嫌。

不知道说这些话的人是用什么部位思考的，对于电力石油等资源类的企业来说，它们的养老保险缴费压力并不成问题，而对更多举步维艰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来说，大部分都在按最低的缴费档次，即社平工资的60％缴费。导致他们和国有资源类的企业，在将来的退休金待遇方面拉开了距离。作为管理者，相关管理部门本来就应该在社会资源平均分配，缩小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方面有所作为。如果不能切实为运行困难的企业减负，导致企业无力维持，发生大面积断保，不仅损害了职工的权益，专家们声称即将入不敷出的社保基金缺口，不是也会越来越大吗？

虽然有像柳传志姚余栋这样的企业家和学者，为企业和职工的利益积极建言献策，但是普通职工也应该有个正常畅通的发声渠道。要我说，相关部门应该对企业养老保险缴费制定个最低标准，即统一规定为社平工资的100％一档缴费，对原先只能按社平工资的60％这一最低档缴费的，通过给企业减税来实现，最低限度地保障职工在退休后的差距不致太大，在此前提下再把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到10％，由中央财政进行补贴，帮企业渡过难关。

有人说，这样做无疑会增加国家财政的负担。说这话的人是有意在回避一个事实，就是还有一个不缴养老金，却能享受远远高于普通工人退休待遇的庞大群体。这个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也都高于或优于普通工人阶层，按理说他们也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。财政能为他们兜底，为什么就不能为直接创造财富的普通工人的养老，提供更多公平的保障呢？